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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旁观美军演练空海一体战 中国设重兵对抗


作者:老哥稳论坛 2020-08-16 10:21


  :俄罗斯《国防》杂志2014年第6期发表了俄罗斯学者普罗霍尔特宾、亚历山大叶尔马科夫的文章——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здушно-мор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文章研究分析了美国“空海一体战”构想的来历和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思想的产生及其对美军的威胁,“空海一体战”构想的地位、中心思想、目标、任务及其组织实施要点,美国海军与空军的关系,陆军对“空海一体战”构想的态度及应对。文章编译如下:

  “空海一体战”构想是目前美国军事政策的概念基础中的一个讨论焦点。该构想的制定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即使是美国专家界内部对其实质与作用也往往没有清晰的理解。

  “空海一体战”在国外、首先是在中国引发相当令人警惕、而往往毫不掩饰的负面反应。在俄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空海一体战”也引起俄罗斯的极大关注。本文旨在研究“空海一体战”及与其相联系的一些问题,以飨俄罗斯读者。

  “空海一体战”这一术语是美军将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后来成为美国最具权威的海军将领之一)于1992年提出来的。他基于“沙漠风暴”行动的经验——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成为美军后续行动成功的条件,提出了“空海一体战”构想。他认为,该构想的前提是建立一体化打击集团,包括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兵力,必要时也包括陆军兵力。处于高度战备状态中的这种兵力集团能够灵活地对危机做出反应,确立对空中和海上的局部控制,对敌方领土实施打击,必要时进一步进行地面作战。斯塔夫里迪斯提出的这种方案的特点之一是,预先将指挥系统整合,从而可把这种跨军种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来高效地指挥。

  斯塔夫里迪斯提出的“空海一体战”这一术语与美国陆军在1981年公布的作战构想中的“空地一体战”类似。“空地一体战”是在欧洲战场对苏军的作战构想,其重点是陆、空军兵团、军团密切协同,进行纵深进攻作战。该构想是在意识到苏联在欧洲战场具有常规军备优势和美国陆军在越南战争受到削弱后制定的。

  2003年,美国主要的“思想工厂”之一——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其作者是中心主任安德鲁克列皮涅维奇,研究员巴里沃茨和罗伯特沃克(后者于2009-2013年任海军部副部长)公布之后,美国专家界开始广泛使用“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denial——2A/AD)这一术语。“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能限制美军进入战场及其在战场上的行动自由。

  2008年,海军参谋长加里拉夫黑德和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开始初步寻找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方法。2009年7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制定了”反介入/区域拒止”对抗构想。这是“空海一体战”的“第二次新生”, 它吸取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二十年前曾经阐述的一些关键思想。

  2010年,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公布了一系列关于“空海一体战”的课题报告,在美国国内外引起高度重视。报告研究了对抗中国、至少是伊朗的“反区域介入/拒止”的方法。

  2011年8月,海军参谋长乔纳森格林纳特、海军陆战队参谋长助理约瑟夫丹佛和空军副参谋长菲利普布里德拉夫在五角大楼编制内组建了”空海一体战”办公室,其目标是制定“空海一体战”构想,在该构想框架内协调美军各军种的工作。这个新机构的人员不到20人,均为暂调人员,而其领导人为来自海军上校菲利普杜普莱和空军上校乔丹托马斯。陆军只是一年之后才加入构想的制定工作。

  “空海一体战”构想的原始保密版本于2011年11月通过,至今还在继续修整。2013年5月公布了缩减后的对外公开版本。

  首先,美国正在努力保持控制任何国家主权都没有扩展到的区域——海上、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美国术语称之为“全球人类共同财富”)。华盛顿担心,其潜在敌手可能限制美军行动自由及获取“全球人类共同财富”,以及利用前者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和现有经济体系。

  其次,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否定核遏制效能低。美国的战略核力量有效地担负着防止与俄罗斯和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任务,但未必能用来在局部和地区冲突中保卫国家利益。甚至尽管拥有战略核力量,也不能排除美国与其他大国和地区强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第三,至少从中期来看,美国没有准备因经济和内政理由而卷入大规模地面行动。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大规模削减军事开支和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事之后美国社会的疲倦将长期束缚美国的对外政策。

  因为意识到这三个因素, 美国努力确保常规遏制潜力。这种潜力能使美国在保持军事优势的同时还能控制世界进程。但美国不允许自己主要依靠采购更昂贵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来粗放地增强军事潜力。使情况更加严重的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可能同时出现在相距遥远的两个和更多的地区,并且既可能来自采取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国家行为体,也可能来自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恐怖组织、反叛组织、海盗、毒品卡特尔等)。

  特别令美国担忧的是它必须承担对其他国家的联盟义务。在一系列地区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美国潜力的下降可能引发地区危机或者冲突,而美国没有能力对它们做出灵活而高效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盟友们可能让步,或者开始积极加强自己的军事潜力。一方面,华盛顿支持其伙伴国和盟国加强军队,因为这样可以减轻美军的负担。另一方面,这些盟国军事潜力不受控制的加强会削弱美国对其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发展到某些盟友企图染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步。

  美国不可能实行孤立主义政策,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影响力下降。在美国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和潜在敌手发展不对称潜力的情况下,产生了寻找符合效费比标准的综合方案的问题。而“空海一体战”应成为这种方案的组成部分之一。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空海一体战”不仅是美国国家军事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削减军事开支的情况下,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美军各军种内部斗争的工具。“空海一体战”可以帮助空军和海军处于一个比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更有利的态势中。但这一因素不应被夸大。

  “空海一体战”办公室的代表和空军及海军领导人不厌其烦地重申,与1980年代的“空地一体战”不同,“空海一体战”构想具有普遍性,并非为应对某种具体情况,也不针对具体战场或潜在敌手。不仅如此,他们还一直强调,“空海一体战”既非战略,也非“战争计划”,并未确定美国军事政治或军事战略的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办法。尽管如此,美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空海一体战”是美国为可能与中国和(或)伊朗发生冲突做准备。

  “空海一体战”思想在中国引发了相当激烈的反应。例如,中国《环球时报》登载的一篇文章指出,“空海一体战”威胁到中国的利益和中美关系,并可能激发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敌意。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范高跃(音译)说,“空海一体战”是美国企图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并可能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伙伴变成敌手。中国将被迫以“反空海一体战”回应“空海一体战”。范高跃认为,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目标只是确保“一个中国”政策的贯彻和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这种反应在很多方面是因为,与2013年公布的“空海一体战”构想的公开版本不同,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针对范围更小,主要是为了对抗西太平洋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 尽管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实际上是一个私营非商业机构,但其与国防部的密切关系使人很容易联想,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五角大楼和各军种内部的观点。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和五角大楼各自版本的“空海一体战”构想彼此有很大不同。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出现在 “空海一体战”构想的公开版本之前,其对“空海一体战”形成了顽固的(反伊朗的程度要小得多)认知。而名称中“battle”的措词强化了这一点,在这一上下文中该词更接近“作战”的概念,但许多观察家将其主要理解为更富侵略性的“战役”。非常典型的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和五角大楼对“空海一体战”一语使用了不同的表述:前者用的是AirSea Battle,后者用的是Air-Sea Battle。乍一看,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告诉我们,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空海一体战”是两个不同的“产物”。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中特别强调,“空海一体战”不是为了备战中国,不把“击退”或“遏制”中国作为目标。通过“空海一体战”构想,要建立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其存在本身将成为对北京和德黑兰对外政策的遏制因素,从而保持现有的力量平衡——指美国的军事优势和自由投射美国军力的能力。

  无论如何,认为五角大楼没有针对中国或伊朗的战争计划是幼稚的。尽管“空海一体战”构想具有“普遍”性,但它将对这些作战计划产生重大影响。

  在“沙漠风暴”行动过程中,美国得以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在很短时间内歼灭了当时大部分观察家认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伊拉克军队。这让华盛顿的潜在敌手看到,与美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有好结果。2012年,美国海军参谋长乔纳森格林纳特和当时的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在《美利益国》杂志上著文强调:“具有意志和能力的(美国的)对手正在逐渐从准备与美军在战场上作战变为不让美军进入战场。”

  “沙漠风暴”行动推动了象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制定和使用反介入战略。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方法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美国研究人员塞姆坦戈莱迪指出,在历史上有一系列成功和不成功使用反介入战略的情况。正面的例子有,公元前480年薛西斯一世远征期间希腊人的行动,英西战争中英国人与无敌舰队的作战,二战期间的不列颠之战,土耳其在1915-1916年的达达尼尔之战。反面例子有,二战期间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行动,德国人在诺曼底的行动,以及马岛战争中阿根廷人的行动。

  美国的潜在对手最初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主要的拒止手段。但是企图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导致一系列棘手问题。研发在外部市场上不可能轻易买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物质代价。更重要的是,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引发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异常反应,并可能招致制裁和军事干涉。最后,除核武器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具有使用便利和高效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成为更容易获得、成本更低和政治上更易被接受的工具。例如,伊朗研发和试验核弹实际上一定会立即招致美国的军事反应,并且很容易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而伊朗购买和研发大量的反舰导弹、防空系统和其他 “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未必会招致这样的反应。

  “反介入/区域拒止”不仅可以借助于军力进行,还可借助于外交和经济措施、信息技术。政治和外交压力、形成舆论甚至象宣布防空识别区这样的措施——2003年11月中国就是这样做的,可被视为特殊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形式。总地来说,不应从单独的武器装备系统的角度来看待“反介入/区域拒止”,而应把它视作一个包括广泛的军事和非军事“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统一网络。

  长期作为唯一的全球军事强国和对弱小得多的对手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已经习惯了优越的战场条件。美国进行军事行动的标准是指夺取和掌握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和制网权。这样能确保迅速投送和集结兵力与装备,对交通线、军事基地和后方进行可靠的防护,夺取主动权,使兵力和装备(包括战舰)最大限度地接近敌方领土,尽可能抽出更多的兵力和装备用于打击敌方目标。

  “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特别是地区大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把破坏美国习以为常的作战方式作为自己的目标。防空系统、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反卫星武器、潜艇和其他“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置美国交通线和基地于打击之下,阻止兵力集团的加强,威胁美国至关重要的航天和信息系统,迫使其拨出大量兵力和装备防护各集团和目标。

  在公开版的“空海一体战”构想中,列出了美国被卷入敌方使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冲突时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几个特点。第一,美国的敌人可能经过最短的危机阶段而开始冲突或根本不经验危机阶段。第二,在冲突地区展开的美国及其盟友的兵力被迫从冲突一开始就要面临“反介入/区域拒止”一方的对抗。第三,敌人将不仅直接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的兵力,还会攻击为行动提供保障的军事基地和基础设施。最后,预计,敌人将同时在所有领域(空中、海上、地面、太空和网络空间)运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同时,哪怕放弃一个具体空间的阵地都会使美国及其盟友在其他空间的部队处于威胁之下,这可能最终导致失败。

  因此,密集使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能显著限制甚至阻止美国投射军力,大大提高风险和可能遭受的损失的水平。与此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还是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战略,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而且脱离了武装对抗的具体目标便不可思议。

  “空海一体战”的中心思想是使美国空军、海军和其他军种达到全新的整合水平,进行网络化、一体化的纵深打击,以破坏、摧毁和击败威胁(networked, integrated attacks-in-depth to disrupt, destroy and defeat:NIA/D3)。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乍一看过于冗长的定义的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具体意义。

  “空海一体战”要求运用能在全部五个主要空间高效行动的跨军种集团和多兵种兵力。集团的编成取决于具体作战要求,其行动不应受到指挥程序、作战使用原则的区别及各军种现有武器装备系统兼容性的束缚或限制。跨军种集团的整合要求更积极地在一个空间里运用兵力和装备,以消除在其他空间受到的威胁。

  “空海一体战”在很多方面是“联合”思想的延续,但“空海一体战”一方面是面向解决十分具体的任务——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另一方面,它需要将整合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计划通过实施“空海一体战”构想,使空军和海军做好在受到“反介入/区域拒止”一方对抗的情况下、无须进行认真准备和协调就能进行掌握制空、海、天、网权的联合作战的准备,从而为地面作战(必要时)创造有利条件。

  “空海一体战”旨在对抗敌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针对美国军力的“杀伤链”(kill-chains)。“杀伤链”后者是从探测到直接摧毁美国兵力、装备和基础设施的行动的总和。“空海一体战”要求对抗敌人的指挥、通信和侦察系统,摧毁“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并保护友军力量不受“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杀伤。同时,“空海一体战”要求灵活地杀伤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以摧毁整个“杀伤链”。特别重视在敌人领土纵深采取行动,这要求扩大武器装备作战半径,提高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积极运用区域内的行动能力。

  目前美军的整合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由直接负责所属兵力作战指挥的地区司令部和专业司令部解决。在“空海一体战”框架内整合应得到负责行政指挥的各军种和军种部领导人的支持。

  在“空海一体战”构想实施框架内,各军种和军种部领导人的作用在于,在全新的水平上发展制度配合,理顺在受到“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抗的情况下跨军种集团的基本使用原则,以及协调一致地寻找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问题的技术方案。

  发展陆基“反介入/区域拒止”对抗系统,包括远程航空兵和“首先作战”的航空兵、无线电电子战系统和网络武器;

  发展能在受到“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抗的情况下高效使用的侦察和跟踪系统;

  在有“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抗的情况下为集团提供防护和后勤保障;

  在网络空间进行“进攻”作战,保卫己方的信息系统免受敌人破坏,发展网络武器。

  “空海一体战”办公室计划,一方面与各联合司令部、海军各舰队、空军各航空队的代表开始联合工作,另一方面与各军种行政机构的代表开始联合工作。预计,以上十个领域的优先度将取决于每个具体的地区联合司令部和专业联合司令部的优先方向和任务。

  “空海一体战”构想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其替代思想。与面向各种广泛情况的“空海一体战”构想不同,替代思想集中于与中国对抗。其中第一个替代构想由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国防大学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托马斯哈默斯积极推动。取代“共同”的“空海一体战”构想,哈默斯提出名为“远程监视”(offshore control)的对中国持久战战略,其基础是进行封锁,无须直接与“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抗便能给中国造成不可承受的经济损失。在这种冲突中,美国不给自己的盟友提供直接支持,而是企图影响北京继续进行冲突的意志。但这种与中国长期进行冲突的思想在美国专家界遭到严重批评,响应者寥寥。而且长期远程封锁中国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第二个替代方案与第一个在技术上在很多方面一致,即放弃与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相对抗及进行打击作战,发展美国及其盟友自己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这一思想是由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和兰德公司提出来的。但这一旨在阻止中国实现其对西太平洋野心的战略防御构想影响也不大,并且因过于消极而受到批评。

  与此同时,“空海一体战”的替代构想的出现将促进“空海一体战”构想自身的发展及其发展重点的确定。例如,“空海一体战”大部分反对者和支持者都认为,美国的优先方向之一是加强多用途核潜艇部队。

  空军和海军既有悠久的合作经验,又有竞争经验。自从航空兵在美军中出现开始,陆军和海军就同样对其产生兴趣。空军对海军保持独立的强大航空兵不满并力图对其予以限制。在研究“空海一体战”框架内的工作时,概括地理解空军和海军的关系史也十分重要。

  早在美国加入一战之前海军和陆军航空兵就进行了首次联合行动——1914年,两个军种的飞行员参加了美国对墨西哥的干涉。在一战过程中(美国在后期加入战争),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的活动范围交叉很小:前者集中于为地面部队进行侦察和火力支援,后者则主要是进行反潜防御。一战后,海军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之间开始了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

  1920-1930年,美国陆军航空兵尝试使用远程轰炸机执行保卫海岸免受敌人水面舰队打击的任务。1921年在演习过程中,“奥斯特弗里斯兰”号战列舰(瓜分德国海军而来)在轰炸中被炸沉。尽管战舰是固定的,也没有对空射击,但航空兵炸沉战列舰这一事实本身在当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那时起,海军和空军关系中最痛苦的问题之一——海洋上方的天空是谁的责任范围——一直是争论的对象。这一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是“空海一体战”构想制定过程中的绊脚石。

  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马卡图尔和海军参谋长威廉普莱特1931年签订的“马卡图尔-普莱特协议”是划分航空兵责任的最早尝试之一。该协议规定,海军及其航空兵将最大限度地机动,并担负在公海上的作战行动任务,而陆军及其航空兵承担海岸防御任务。但是普莱特离任后,海军因担心陆军航空兵作用加强而始违反该协议。随着海军影响的加强或减弱,航空兵有权自由行动的近岸海域的宽度也在剧烈波动。例如,1937年是555公里。

  二战期间,与在其他重大考验期间一样,海军和陆军摒弃前嫌,停止围绕影响力和预算拨款的斗争,对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в достойную уважения 团队工作展现出了应有的尊重。其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著名的1942年4月18日由陆军B-25轰炸机从航空母舰甲板上起飞对东京进行的“杜立特空袭”。

  战争结束和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空军作为一个独立军种出现后,合作又被激烈的竞争所取代。空军力图加强自己对核武器的临时垄断。空军认为,随着核武器及其主要运载工具——远程飞机——的出现,包括海军及其主要武器——航空母舰——在内的其他军、兵种的作用大大下降。这一对抗的顶峰是1949年著名的“海军将领造反”事件和取消建造“美国”号航空母舰——它本应成为第一艘主要任务为进行核打击的超级航母。

  但应该指出的是,在激烈竞争的年代里,空军与海军并没有停止交流经验、成功的方案和技术装备。例如,美国主要的空空导弹:AIM-7“麻雀”中程空空导弹和AIM-9“响尾蛇”近程空空导弹最初是根据海军的订货研制的,但因为为空军研制的同类导弹明显要差,所以空军也装备了为海军研制的空空导弹。值得一提的还有F-4“鬼怪II”战斗机,它最初是作为舰载截击机研制的,但后来也成为空军的主力战斗机。

  不过,在没有很大的必要时,空军和海军总是努力发展独立的计划,理由是各自要求不同。一个军种周期性地把自己的计划硬塞给另一个军种,这通常遭到激烈反对。例如,F-15和F-16战斗机的“海军化”就失败了。用一种平台为空军和海军分别研制F-111A战术轰炸机和F -111B截击机的雄心勃勃的尝试遇到了军方的强大阻力,最终以海军退出该计划而告终。

  类似的冲突现在也时有发生:海军更愿意购买SLAM-ER巡航导弹(海军“鱼叉”反舰导弹的“远亲”),而不是空军研制的JASSM;空军退出了最初联合进行的JSOW制导炸弹研制与生产计划;双方未就研制通用侦察-打击无人机的问题达成一致;J-UCAS 计划被终止。

  但与以前一样,在极为必要时双方会全力以赴地认真进行合作。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F-35“闪电II”战斗机的研发。该计划对于空军和海军都至关重要,双方在此计划框架内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合作:分担开支,相互提供基础设施,试飞员一起工作,甚至建立了联合训练中心,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在那里一起掌握新的技术装备,交流经验。

  尽管矛盾不可避免——根据现有信息判断,海军中远非所有人都认为有必要购买F-35C飞机,至少认为应该削减购买数量,这样对其已习以为常的F/A-18E/F“超级大黄蜂”和EA-18G“咆哮者”有利。但这一思想对于海军陆战队和空军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且目前没有现实的替代方案。

  1970年代,美国空军曾重新开始对参加夺取在大洋上的控制权感兴趣——苏联不断加强海军刺激了这一点。B-52轰炸机可用于海上战略侦察、布雷、打击水面目标。1980年代,几个B-52中队甚至专门用于海上作战。

  1990年代,美军各军种遇到了严重的挑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成了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进入无休止的局部冲突和军事行动时期。但是这促进了海军和空军的合作:海基和陆基航空兵的密切配合起了主要作用。

  还可以说一下与陆军之间概念冲突的增加,这是由不同的立场引发的——海军和空军都赞成向全球任何地点快速投射军力以及作战应主要具有“远程”性。因此参与局部冲突的主要任务由空军和海军承担,而陆军在1990年代在“海湾战争”之后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作战。2000年代,当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需求导致陆军作用上升和海军陆战队重新面向地面作战,形势发生了变化。

  但是1990-2000年代,空军和海军不顾双方之间合作的发展,继续为了影响范围和预算而竞争。1990年代大规模削减军事开支加剧了这一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海上影响范围的划分问题上保持着竞争。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米兰韦戈指出,空军和海军对海上空域应属于谁的责任范围至今没有达成默契。此外,空军往往力图加强联合部队空军部队司令在进行海上和滨海战场作战时的领导作用。韦戈指出,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可能的(非军事行动)或甚至是必要的(在滨海战场为地面集团提供对空防御和反导防御保障),那么在海上和滨海战场进行一系列战斗行动时(包括确立海上控制权),这些职能应赋予联合部队海军部队司令。

  自1970年代初以来,海军部和空军部的军事预算比重大致相同,这促进了两者之间“力量的相对平衡”。与此同时,这种平衡一直是相当不稳定的。战争和危机时期的密切合作阶段被战争之间的激烈竞争阶段(特点是军事开支削减)所取代。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之后就是如此。 “空海一体战”构想 所宣称的任务之一是,要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避免开始新一轮的跨军种竞争,而是加强整合和互相配合。但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很可能是个难以实现的理想。削减军事开支意味着,在“空海一体战”框架内的合作将伴随着对预算拨款的争夺。

  空军和海军在“空海一体战”构想的制定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海军陆战队也积极地参与此项工作,只有陆军在一定程度上对“空海一体战”袖手旁观。五角大楼和”空海一体战”办公室的代表曾多次强调,“空海一体战”构想本身要求整合美军四大军种,并未把“歧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作为其目标。与此同时,陆军在”空海一体战”办公室中的角色相当有限。例如,在该处编制中只有一名陆军人员。

  许多观察家继续视“空海一体战”思想主要是空军和海军争夺自身作用、影响和预算比重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公正地说,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如何,在军事预算削减的情况下,空军和海军的影响因“空海一体战”而增大的威胁不可能不招致陆军的回应,特别是考虑到一个事实:陆军兵力可能从现在的56.4万人削减到2015年的49万人,而到2019年削减到42万人。

  在海军陆战队开始与海军接近并重拾“从海上”行动和海上登陆作战思想后,陆军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孤立。陆军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同时制定“空海一体战”的补充思想,并且不顾海军和空军的优势角色,更加积极地介入“空海一体战”。

  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一道制定了《进入行动联合概念》(Joint Concept for Entry Operations:JCEO),用于在确保作战介入的联合构想框架内补充“空海一体战”构想。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在这里代表陆军发挥关键作用,该司令部当年曾负责“空地一体战”构想的制定。

  随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的结束,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愿卷入大规模地面行动,陆军遇到了自我定位的危机。确实,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进行相应规模的地面行动的可能性,为什么要保持庞大和强大的地面部队呢?在一定程度上,出路是提高陆军的“远征性”。

  陆军正在研究在其轻型部队(第82空降突击师)和重型部队之间实现平衡的几个方案。其中包括为空降部队装备伞降装甲战车的思想,确保重型部队能够灵活输送(用军用运输机、登陆舰,海运司令部参与)。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试图染指海军陆战队的传统势力范围。相反,陆军代表指出,这些计划不意味着竞争,而是对各军种的进一步整合,而这在很多方面与“空海一体战”思想是一致的。陆军领导人认为,正是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司令部之间的合作及其与空军和海军(这两个军种提供输送工具和打击力量)的合作,是发展陆军所必需的。

  2012年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通过《介入和保持进入概念》(Gaining and Maintaining Access Concept:GMAC)是制定《进入行动联合概念》的第一阶段。《进入行动联合概念》本身是确定美军在受到敌方“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对抗条件下进行进入行动的指导性文件。与“空海一体战”一样,该构想要求海军和空军都要参与,但陆军完全合乎逻辑地要求把关键作用留给自己。

  陆军领导人估计, 如果这两个构想的军事计划与建设的共同概念部分确实将是平等的并且相互补充,那么海军和空军对陆军影响和地位的威胁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与此同时,如上所述,一系列内政、外交和经济客观因素使华盛顿不愿意进行极为不利的大规模作战。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进入行动联合概念》真正成为“空海一体战”平等补充的可能性。

  现任陆军参谋长莱蒙德奥迪尔诺还在积极推进成立战略地面部队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Landpower),这被视作联合美军地面部队和成立替代“空海一体战”办公室的“引力中心”的又一次尝试。陆军正在与海军陆战队及有影响力、有时被誉为“第五军种”的特种作战司令部联合制定该方案。

  参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经验——当时美军首次不得不与非正规军进行大规模作战,陆军还与海军陆战队及特种作战司令部共同使用了在“人的空间”的行动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美军与当地居民的全部相互配合。如果说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拥有与敌人非正规部队作战的丰富经验,那么美军那时还没有完全做好应对敌人部队与其居民之间界线模糊这种形势的准备。由于有利于进行恐怖和叛乱网络活动的信息技术广泛扩散,以及其与平民的相互配合,形势更加恶化。

  如果说“空海一体战”构想首先要求确保进入和在空中、太空、海上及网络空间内行动,那么对于“战略地面部队”来说,在“人的空间”里行动及其与在网络空间和陆地上的行动的相互关系大概是关键的议程项目。一系列美国军人认为,从对美军军人的具体袭击和战术级的恐怖行动,到在战略层次上控制社会舆论和对某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敌人在“人的空间”里的这些行动的危险性不比其在其他空间里的行动的危险性低。

  同时陆军不打算放弃参与“空海一体战”办公室的工作,而是相反,努力扩大自己的作用。引人注目的是,陆军代表没有受邀参加2013年10月10日国会就“空海一体战”议题召开的专业听证会。但在最后一刻 ,格里奇克少将还是与其来自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同行们一起参加了听证会。后来奇克少将对记者说,陆军是享有充分权利的“空海一体战”构想的参与者,参与制定构想和“空海一体战”办公室的工作符合陆军的战略目标。

  在听证会过程中,奇克将军强调了陆军对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所做的贡献。其中,他指出了陆军防空和反导防御系统、战役战术导弹系统(ATACMS)的重要作用。此外,奇克指出了在陆军与其他军种整合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他以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搭乘海军战舰、在海军的直接战术指挥下并在空军的密切配合下的运用为例(除AH-64外,最近陆军的OH-58D和CH-47直升机也完成了着舰)。这种做法并非什么全新的东西,例如,早在1997年就通过了陆军舰艇行动条令FM 1-564,但陆军计划加强与海军的合作并更加积极地参与海上作战,从而能更加有效地与敌人的快艇作战。与此同时,陆军直升机不适应甲板行动(包括抗腐蚀性差,没有折叠桨叶和旋翼制动器及系索固定装置,与舰载加油系统和飞行控制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导致对这种运用方式的效能产生一定的怀疑。这个例子证明陆军试图更紧密地与海军配合受到限制。

  陆军还正在展示其对亚太地区兴趣正大。例如,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是美国陆军地区司令部司令中唯一的四星上将。布鲁克斯将军提出了“太平洋路径”倡议,要求提高陆军对广大的太平洋战区的局部冲突和非军事威胁做出灵活反应的能力。他建议向亚洲各国轮流派出小规模部队(700人,约150件技术装备和11架直升机),进行联合演习,使官兵了解地区形势和特点。每支这样的部队在2-6个月内访问美国的多个友好国家,然后返回基地,换另一 支部队进行同样的使命。海军陆战队参谋长助理约翰帕克斯顿将军说,“太平洋有足够的地方容纳下所有人。”然而布鲁克斯将军的倡议已经遭到美国一些军人和专家的批评,指责陆军组建“没有战舰、经验和条令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营”是企图重复海军陆战队的功能。

  1862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至国会的第二份年度咨文中说:“平静的旧教条不适用于飞速发展的现在当遇到新任务时,我们应当按新方式思考和行动。我们需要抛掉幻想,这样我们就能挽救我们的国家。”毫不奇怪,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说到“空海一体战”的使命时,詹姆斯福戈海军少将回忆起的正是林肯的这句名言。的确, 在再次面临“飞速发展的今天”的情况下,再次确定美军的“新思维”是“空海一体战”的使命。与此同时,“空海一体战”正在产生的问题比答案多。它是否能够促进海军和空军的深度整合?

  如何配合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进程?“空海一体战”会不会成为军种间争夺预算和影响的新工具?但对主要问题——与俄罗斯或中国发生冲突的情况在“空海一体战”的工作中扮演何种角色——的回答,将隐藏在“空海一体战”构想的保密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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